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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这么一个王朝，在它末期不到十几年的岁月里，平均每年都要‘弄’死上百万人。
老百姓不是饿死、冻死、活活累死，就是被砍下头颅做成景观，整个帝国的道路旁，到处都弥漫着尸体发臭的气息。
那便是悲催可怕的隋朝末年。
想了解隋朝末年有多悲惨，我们就要先从隋朝初年有多‘繁荣’说起。
‘虚假繁荣’的悲催时代
纵观史册，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隋朝开局那么好的！
它一建号就是满级，头20年的‘开皇之治’位列华夏五大盛世之一。
开国皇帝杨坚，更是被评为‘圣人可汗’。
对内，他励精图治，崇尚节俭，轻徭薄赋，鼓励生产，使国家富强，社会稳定。
对外，他分化突厥，直接把它掰成两半，并让东突厥俯首称臣。
在杨坚的精心治理下，开皇年间仓库里存储的粮食，相当于全国4600万人口吃50年的量。
如此强盛的一个王朝，从哪个角度来讲，似乎也不该二世而亡。
然而，在隋炀帝杨广继位后，强大的隋朝十几年内就轰然覆灭了。
后世人多批杨广是‘千古第一败家子’。
殊不知，隋亡真正的雷，在杨坚身上就埋下了。
杨坚何许人也？
原北周大士族是也！靠篡了外孙宇文阐的皇位才当上的皇帝。
士族这个阶层，从汉朝开始就藏匿私户，瞒报虚报，隐藏自己的实力，世代已经养成了极度自私的习惯。杨坚作为士族，同样也有这个坏毛病。
开皇14年，天下大旱，老百姓饿的卖儿卖女。杨坚痛哭流涕，大呼‘地主家也没有余粮’啊！
守着全天下人能吃50年的粮食，‘圣人可汗’就是不愿意开仓赈济，土财主的劣根性暴露无遗。
更夸张的是，他还鼓励百姓们去逃荒，去流浪，最起码能活下去。
如果你单纯的认为，杨坚只是吝啬，那就太小看他了。极具讽刺意味的是，杨坚装粮食的仓库，大部分都是‘义仓’。
何为‘义仓’？
义仓相当于古代的‘保险业务’，朝廷要求百姓们每年定额缴纳一定的粮食到‘救灾储备粮库’。
只要有灾害或粮食欠收，就发放义仓里的储备粮给百姓，用于赈灾。
这本身是件好事，居安思危嘛，富日子穷过，以备不及之需。
杨坚参考北齐的方法，首创‘义仓’制度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精打细算的过日子，提高抗风险能力。
一开始，这些‘义仓’都是民间组织在管理，确实起到了抗灾救济的作用。
但眼看里面的粮食越来越多，杨坚心动了。
他找了个借口说老百姓管理‘义仓’混乱，将‘义仓’的管理权收回国家，而且规定，不允许官员私自开仓放赈，更不允许百姓们随意取粮。
这样一来，‘义仓’也就成了只能存不能取的死账户，而且每年都要交，无论灾荒，额度不减。
杨坚的粮食储备也迅速达到了天文数量级。
人们每每谈到隋朝初年的轻赋税都赞不绝口，说堪比文景之治时。
殊不知‘包子有肉不在褶’上，税赋确实是很低，但‘社保’这东西你可不能断啊，年年都得交。
如果你认为杨坚的套路只有这些，那就太低估我们的‘圣人可汗’了。
赋税低又如何？照样能盆满钵满！
隋朝的赋税套路深
从官方书面来看，隋朝的赋税非常人性化，而且极低！
自汉朝始，士族们不断的兼并土地，自耕农几乎绝迹，国家税收也陷入枯竭，呈现出恶性循环的状态。
隋朝为了打破士族的绑架，均天下之田给百姓。
隋朝法律规定，男子18岁为丁，国家授专门种粮食的露田80亩，永业田20亩，女子出嫁后授露田40亩。露田死后国家收回，永业田可以继承给下一代。
从十八岁到六十岁这段时间百姓是需要纳税的，超过了六十岁百姓不用纳税。
怎么样？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的人性化？这简直就是彻底的解放了劳动力！
国家替你做主，给你土地让你种，这没理由活不下去的。
别急，税率方面更加的人性化！
隋朝规定，一对男女夫妇为‘床’，一床拥地140亩，每年缴纳粮食三石，绢二丈，棉三两，或者布2.5丈，麻三斤。
古代的农业生产效率我们以文景之治时期作为参考：‘百亩之收，不过三百石’，著名的三十税一，也就是平均每一百亩产三百石缴纳十石。
考虑到隋朝的一石是汉朝的三倍，也就相当于隋朝每140亩，产粮480汉‘石’缴纳9汉‘石’。
再加上绢二丈、棉三两的‘粮食本位’换算，隋朝的赋税和文景之治时期的是差不多的，妥妥的休养生息的好政策。
除此以外，为了体恤天下百姓，隋文帝将纳税年龄抬高到了21岁，隋炀帝还觉得不过瘾，又抬高到了22岁。
如此看来，两位皇帝简直贤明到一塌糊涂！天下没有理由不大治！
事实证明，在隋朝建国初期，天下初定，这些措施确实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，铸就了‘开皇之治’。
但问题是，随着政策不断的落实，问题就呈现了出来。
天下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耕地够百姓们去分的！
开皇初年，为了从士族手里挖出匿户来，让这些百姓为国家纳税，而不是纯粹服务于士族，隋文帝实施了‘大索貌阅’的‘刮户’政策，严格清查人口。
从开皇初年到大业五年，不到三十年的时间，全国户数从380万就激增到890万，增加了一倍还多。仅开皇三年，就挖出了164万隐匿人口。
如此多的人口，直接造成了应授土地跟实授土地的巨大的差额。
根据敦煌遗留的户籍资料显示，在地广人稀，偏远的敦煌，每户实际授田也不过三十多亩，到了中原地带，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经少到了二十亩。
在《隋书》中记载的隋朝耕地面积，令我国现在都望尘莫及！
开皇九年，隋朝的耕地面积是1944万顷，折合现在的14.9亿亩。
大业中期，隋朝的耕地面积是5585万顷，折合现在的43.5亿亩。
而我们国家1957年耕地面积只有16.8亿亩，2021年的耕地面积只有19.18亿亩。
43.5亿亩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
一平方千米是1500亩，43.5亿亩耕地等同于290万平方千米土地，超过了北宋的国土面积280万平方千米。
很显然，《隋书》里的耕地应该都是应授面积，并非实际开垦出来的土地面积。
但可怕的是，隋朝官方收税，还是按照应授面积来收的。实际缴纳的赋税，是应该缴纳赋税的7倍！
这等同于你只有2000元的收入，却要纳14000元的税。隋朝农民实际平均承受的赋税水平，已经超过收入的一半以上，这还不包括/雷打不动要缴纳到‘义仓’里的‘社保’。
雪上加霜的是，隋文帝笃信佛教，不断的给寺庙赏赐土地，让百姓土地紧张的情况进一步加剧。
所以，大家看到了么，好的政策不一定就能得到好效果，脱离了‘实事求是’的原则，‘好政策’更是一把刮骨的钢刀。
公允的讲，隋朝按照《隋书》中的官方数据来收税，我们不能全归罪于隋文帝的主观自私。
最起码能说明，当时“放卫星”的浮夸风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！
百姓的赋税如此之重，‘社保’套路如此之深，让强盛的隋帝国虽然看上去强大无比，繁荣富足到前所未有，但实际上已经是危楼，‘弦儿’绷紧到了极限。
等到隋文帝去世后，雄才大略的隋炀帝上位，隋朝立刻开启了平均每年死100多万口子的绞肉机模式。
‘杨百万’的绞肉机
隋炀帝是近些年争议很大的人物。
网络上挺他的人很多，阿广也成了‘网庙十哲’之首。
这哥们儿上位后，立刻在老爹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将百姓推向绝望的深渊。
除了‘义仓社保’和‘赋税’外，百姓还有一项应尽的义务，那就是徭役。
隋炀帝好大喜功，一上台就推出了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。
公元605年，他兴建东都洛阳，每月征调民夫200万人，马不停蹄的日夜赶工。
宫殿的柱子要从江西运来，高大宏伟，是为‘两千人拽一柱’。
其他石料要‘发大江之南，五岭之北’的奇材异石。
宫殿建成后，‘苑囿连接，周围近百里，’如此宏伟，豪华的史诗级巨城，从原材料的筹备到建造完成只用了十四个月，这放在现代社会也是难以想象的。
其结果就是，“役丁死者什四五，所司以车载死丁”。
然后就是修大运河。
大业元年，杨广在下令修建东都洛阳四天后，就“发河南男女百余万，开通济渠”，将淮河和黄河连接起来。
同年，隋炀帝又发淮南民众十余万开邗沟，连接淮水到江都。
通济渠加邗沟，长达2000余里。
如此浩大的工程，放在今天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，然而杨广给百姓的工期只有五个月。
更令人发指的是，这是和东都洛阳一起修的，属于‘蜡烛两头烧’。
不但工期短，工程项目大，而且要求质量高，还要有艺术氛围。
隋炀帝要求沿途河道要四十步宽，两旁还要建御道载种杨柳，让他下江南的时候可以欣赏美景。
并且，沿着河道两旁，星罗棋布的还要修40余座行宫，以便皇帝巡游时休息。
如此动辄累死几十万人的运河项目还只是开始。
大业四年，隋炀帝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修永济渠。
大业六年，隋炀帝开江南运河，连接京口到余杭。
杨广这么折腾，耗费民力就不说了，带来的很客观的结果就是：老百姓因为服徭役没时间耕种了，错过了时令，颗粒无收，造成大饥荒，却同样要缴纳相应的赋税和‘社保’。
但如果认为这已经过分到极点的话，那就图样图森破了。
隋炀帝还要东征高句丽，随后发布诏令要求筹备粮食，物资。
官员们利用信息差，先是疯狂低价收购百姓手中的粮食，然后把征粮的公告发出去。
百姓为了交粮，不得已又从官员手里花高价把粮食买回来，完成征收指标。
如此一来一回，老百姓的棺材本都被赔光了。
更雪上加霜的是，隋朝和唐初是我国自然灾害的高发期。
隋朝总共37年，如果只算大一统的国祚，只有29年，却发生了37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，其中以水灾旱灾为主。
仅在隋炀帝筹备东征高句丽的大业七年，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。
山东河南爆发水灾，30多个郡被淹，但隋炀帝发扬了父亲的风格，守着‘义仓’颗粒不发，致使饿殍遍野，死尸满道。
同年，隋炀帝巡幸榆林郡，为了向东突厥彰显大隋天子的天威，他下令修建一条从陕西榆林到河北涿郡长3000里，宽100步的御道，并且征调100万民夫，修建从榆林到紫河一线的长城。
这一波折腾，又是五六十万的百姓丧生。
隋炀帝对百姓毫无人性，且吝啬至极，但对番邦胡人却是慷慨到极点！
大业六年，隋炀帝为了彰显天朝的富足，让西域诸部落酋长还有商人们齐聚洛阳。从元宵节开始，开设盛大的百戏场，给西域人表演百戏。
戏场周围五千步，有一万八千人奏乐，声闻数里，灯光亮如白昼，一共演了十五天。
为了粉饰富强，隋炀帝要求所有东市店面进行整修，牌匾屋檐都要整齐划一，就连城内外的大树都要用丝帛缠绕。
胡人们进店吃饭不许收钱，而且还要让店家欺骗客人说，‘中国富足，酒水饮食概不收钱！’
然而这些胡人也不是傻子，反问道，‘中国也有很多衣不遮体的人，为什么不把缠绕大树的丝帛给他们做衣服穿？’
期间，不少胡人非商非客，也窜到洛阳来混吃混喝。
如果说，隋炀帝只是滥用民力，耗费无度，凭借着隋朝的家底，或许也不至于二世而亡。
真正把隋朝推向灭亡的，是他三征高句丽，也将全国的百姓推向了无尽的深渊。
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：高句丽和高丽不是一个概念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像‘尼古丁’和‘尼姑’之间一样大。
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扶余人建立的政权，而高丽王朝的民族主体是朝鲜半岛的新罗人。
隋炀帝从大业八年开始，不顾多年来百姓饱受劳役摧残的疾苦，连续三年对高句丽进行了三次御驾亲征。
第一次出征兵力113万，调运民夫200万，军队折损34万，民夫饿死冻死不计其数，难以统计。
第二次出征间隔三个月，隋炀帝不顾山东大旱，瘟疫，百姓易子相食，再次征调60万大军，上百万民夫奔辽东赴死。
这一次出征因为杨玄感的造反而提前结束，大军又从辽东班师回朝。
第三次出征，隋炀帝不顾天下已经烂成了筛子，再次征兵100万，发动民夫200万东征高句丽。
这一次东征结束后，隋朝内部群雄并起，起义烽火连天，彻底敲响了隋王朝覆灭的丧钟。
待到唐朝重整山河后，天下百姓已经只剩下了200万户，足足减少了四分之三！全国人口也从4600万断崖式的下跌到1500万人。
虽然有一种说法是，很多百姓逃到了山林里，隐匿了起来。唐太宗体恤百姓，放松了查户口的力度，以让其免税。
但这种说法不乏美化的成分，也缺乏足够的证据。新朝初辟，山林中能藏匿多少人？山林中没有耕地，能否维持几百万上千万人的生活？
不可否认的是，隋末乱世，战争，苦役，自然灾害，横征暴敛，大饥荒综合作用下，平均每年损耗100万人是事实。
按照当时的生产能力，五个家庭才能维持一个士兵的供给，113万大军就需要至少500多万个家庭，而隋朝巅峰时期的人口才800多万个家庭。
这其中还要刨除113万的脱产军人，还有200多万专门运送物资的脱产农民。
加之自然灾害频发，官府横征暴敛，徭役繁重错过农时造成的大饥荒，整个隋朝全境已然成了人间地狱，普通人几乎没有活路可走。
虽然隋炀帝不像北齐的三高，还有刘宋和南汉的那些昏君一样嗜杀成性，脑回路奇葩，但他逼死老百姓的速度，是其他朝代的昏君们远远不能比的！
那么问题来了，隋文帝也好，隋炀帝也罢，应该说都算是雄才大略的君主，他们的很多措施，从国家长远战略上来考量并不算错，甚至功在千秋万代。
比如修大运河，开科举，完善三省六部制，可为什么最后会是这样的悲剧结果呢？
难道仅仅就是因为心急，一辈子想干完八辈子的活吗？
不得不说，问题没那么简单。
杨氏父子悲剧的根源
李世民的一句话，可以很好的解释杨氏父子悲剧的原因，那就是‘民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’。
说的直白点，就是没有人君之德。
杨坚很节俭，作为皇帝，吃饭只吃一盘荤菜，穿衣服也是普通布料，甚至缝缝补补。宫廷里的丝帛多到府库放不下，只能摆在过道间也不舍得做件新衣服。
但他的这种做法并非艰苦奋斗，而纯是葛朗台式的小气。
他完全是拿一种土财主‘小气生财’的思维在管理国家。
地主家再富，再好，那是人家地主的，跟‘杨白劳’这类人没任何关系，同样‘杨白劳’的死活也不会影响地主的心情。
杨坚虽然已经贵为九五之尊，但心态上还没有完全从‘土财主’升华到‘天子’。
杨广也很好的继承了父亲的家风。
整个大隋朝都是人家家的，他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，就算把祖业卖了也是人家的自由。
反而是，百姓们都是佃户，尽可能的压榨他们才是一个精明的财主应该做的事。
比如，他巡行江南的龙舟船队，绵延上百里，用度却是沿途的百姓们出，反正自己是不掏一分钱。
杨玄感造反的时候，把粮食分给百姓吃，杨广后来又把这些吃他粮食的百姓悉数坑杀！
种种行为背后，都映射出了他们父子的土财主思维，不过是一个吝啬，一个挥霍罢了。
包括三征高句丽，在隋炀帝的眼里，也跟玩游戏重读存档一样，一回不行再来一回，尽显‘富二代’的任性。
正是在这种思维下，才会酿成隋朝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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