脱离石达开将领，投靠李秀成，为何很少投奔陈玉成？

脱离石达开将领，投靠李秀成，为何很少投奔陈玉成？

世人皆知太平天国后期三大名将:石达开、李秀成、陈玉成。石达开兵败宝庆后,威望一落千丈。谁料1860年7月,石达开军团竟发生内部分裂,前后三批将领带着20余万大军脱离了翼王麾下。这些将领们本是石达开的得力干将,如今却纷纷北上,重新并入太平天国。

有趣的是,这些脱离石达开的将领们,几乎全都投奔了李秀成,却无一人选择陈玉成。童容海、朱衣点、吉庆元、谭体元、汪海洋、谭星等太平天国后期悍将,竟都成了忠王李秀成的部下。这是何等奇怪的选择!难道李秀成比陈玉成更有魅力?还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?

李秀成和陈玉成,同为太平天国的两颗将星,为何这些将领们只选李秀成而不选陈玉成呢?他们的选择背后,又隐藏着怎样的考量?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谜团,探寻其中的奥秘吧!

地理位置之争:李秀成占尽天时地利

1860年7月，石达开军团分裂的消息如同一阵旋风，迅速传遍了太平天国的各个角落。20余万大军脱离翼王麾下，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。然而，对于李秀成和陈玉成来说，这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。谁能收揽这支庞大的军队，谁就能在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。

在这场争夺中，李秀成占尽了天时地利。当时，李秀成驻扎在江西，而陈玉成则在长江以北的安徽一带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李秀成无疑更接近北上将领的路线。这些脱离石达开的将领们，大多是从湖南、福建一带北上，途经江西，直奔天京（今南京）。李秀成的驻地恰好位于他们必经之路上，这就给了李秀成先发制人的优势。

童容海是第一个遇到李秀成的将领。当时，童容海率领约5万大军从福建北上，刚进入江西境内，就遇到了李秀成的部队。李秀成早已得知消息，特意在江西南部设置迎接点，亲自出面迎接。童容海被李秀成的热情所打动，加上考虑到李秀成在太平天国的地位和影响力，当即决定率军投奔李秀成。

紧随其后的是汪海洋和吉庆元。他们率领的部队规模更大，约有8万人。当他们进入江西时，李秀成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。他不仅派出得力干将迎接，还准备了丰厚的礼物和粮草。这种周到的安排，让汪海洋和吉庆元感受到了李秀成的诚意和实力，他们很快也决定加入李秀成的阵营。

与此同时，陈玉成却因为地理位置的劣势，错失了这个大好机会。他虽然也得知了石达开军团分裂的消息，但由于驻扎在长江以北，要想南下迎接这些将领，就必须渡过长江。然而，当时长江沿线的清军防守严密，陈玉成贸然南下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军事冲突，甚至可能危及自身安全。因此，陈玉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潜在的助力被李秀成收入麾下。

李秀成的地理优势不仅体现在对北上将领的接纳上，还体现在后续的军事行动中。由于李秀成驻扎在江西，距离浙江、福建等地较近，这为他后来的东征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。他可以迅速调动newly纳新军，进攻清军防守薄弱的浙江和福建地区，从而扩大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。

相比之下，陈玉成虽然也有雄心壮志，但他的地理位置限制了他的行动。他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与湘军的对抗上，难以像李秀成那样开辟新的战场。这种地理上的劣势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北上将领们的选择。

可以说，李秀成在这场"人才争夺战"中占尽了天时地利。他的地理位置优势，不仅让他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这些北上的将领，还能为他们提供即时的支援和安置。这种"近水楼台先得月"的优势，成为李秀成能够吸引这些将领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军队性质之别:天地会成员与陈玉成格格不入

在太平天国的军事体系中，各支部队的性质和来源并非完全一致。石达开麾下的这支北上军团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员来自天地会。天地会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，在太平天国成立之初就为其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。然而，这些天地会成员所组成的军队，其特点和陈玉成的治军风格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。

天地会成员组成的军队，往往有着独特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。他们习惯于遵循天地会的规矩和传统，而非严格的军事纪律。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在早期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随着战争的深入，其弊端也逐渐显现。

以童容海为例，他率领的部队中就有大量天地会成员。这些士兵虽然在战斗中勇猛，但平时的纪律却较为松散。据记载，童容海的部队曾在行军途中多次发生哄抢民财的事件。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太平军的形象，也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。

相比之下，陈玉成的治军风格则截然不同。陈玉成出身农民，但他在军事上天赋异禀，深谙严明军纪的重要性。他的部队以纪律严明著称，被称为太平天国的"铁军"。陈玉成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军纪，不得擅自离队，更不允许骚扰百姓。

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说明陈玉成的治军之严。据说有一次，陈玉成的部队在行军途中，一名士兵未经允许摘了路边的一个桃子。陈玉成得知后，立即下令将这名士兵斩首，以儆效尤。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有夸大的成分，但它确实反映了陈玉成治军的严厉作风。

这种严明的军纪使得陈玉成的部队战斗力极强，在多次战役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。然而，正是这种严厉的作风，使得那些习惯了松散管理的天地会成员难以适应。

李秀成则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策略。他虽然也重视军纪，但相比陈玉成要宽松得多。李秀成更善于利用怀柔政策，他允许部下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，只要不影响大局，对于一些小的违纪行为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这种相对宽松的管理方式，使得李秀成能够更好地接纳并利用天地会成员。以谭体元为例，他原本是石达开麾下的一员悍将，也是天地会的重要成员。当他率部投奔李秀成时，李秀成不仅没有强制改变他们的组织方式，反而允许他们保持原有的结构，只是在大的军事行动上统一指挥。

李秀成的这种做法，使得原本属于石达开的这些将领能够快速融入他的军队体系，而不需要经历painful的适应过程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将领更愿意选择李秀成而非陈玉成的原因之一。

然而，李秀成的这种宽松政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。由于缺乏严格的管理，他的部队在战斗力上往往不如陈玉成的"铁军"。在后来的一些重大战役中，这种差距也逐渐显现出来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李秀成接纳了大量天地会成员，但他并非完全放任不管。他采取了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法，试图在保留天地会组织优势的同时，逐步提高军队的纪律性。例如，他设立了专门的军法机构，对严重违纪的行为进行惩处，但处罚的尺度远不如陈玉成那么严厉。

这种军队性质的差异，不仅影响了北上将领们的选择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格局。李秀成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，但在关键战役中往往表现不佳。而陈玉成的"铁军"虽然规模较小，却屡立战功，成为太平天国最后的中流砥柱。

军事才能之争:李秀成更具统御之能

在太平天国的将领中，李秀成和陈玉成无疑都是军事才能卓著的人物。然而，在统御大军和调度作战方面，李秀成似乎更胜一筹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军事成就上，更反映在他们对待部下和处理军务的方式上。

李秀成的军事才能首先体现在他的用人之道上。他善于识人用人，能够根据每个将领的特点安排合适的职务。例如，在接纳童容海等人后，李秀成并没有简单地将他们编入自己的部队，而是根据他们的特长和经验，重新调整了军队的组织结构。

童容海擅长水战，李秀成就任命他为水师提督，负责长江沿线的防务。这个安排不仅发挥了童容海的长处，还填补了李秀成军队在水战方面的不足。同样，朱衣点善于侦查和情报工作，李秀成就将他安排在前线，负责搜集敌情。这种知人善任的能力，使得李秀成的军队战斗力大增，也让这些新加入的将领感到被重视和信任。

与此相比，陈玉成虽然个人勇猛，但在用人方面却显得不够灵活。他倾向于亲自指挥作战，对部下的信任度不高。这种做法虽然在小规模战斗中能够发挥作用，但在统御大军时却显得力不从心。例如，在安庆保卫战中，陈玉成坚持亲自指挥每一个战斗环节，结果导致指挥混乱，最终失守安庆。

李秀成的军事才能还体现在他的战略眼光上。他善于把握战机，能够在复杂的战局中找到突破口。1860年底，李秀成发动了著名的"苏福浙战役"。在这次战役中，他巧妙地利用清军主力被牵制在安徽的机会，迅速攻占了苏州、杭州等重要城市，一度控制了整个江南地区。这次战役不仅扩大了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，还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李秀成的这种战略眼光，也体现在他对新加入将领的安排上。他没有简单地将这些部队作为预备队或者辅助力量，而是将他们编入主力，参与重要战役。例如，在进攻苏州时，李秀成就将谭体元等人的部队安排在主攻方向，既给了他们立功的机会，也增强了整体的战斗力。

相比之下，陈玉成虽然在战术上有独到之处，但在战略眼光上稍显不足。他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湘军的对抗上，没有像李秀成那样开辟新的战场。这种局限性也影响了他对大局的把握能力。

李秀成的军事才能还体现在他的应变能力上。在战场上，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术。1861年初，清军大将曾国藩率军围攻安庆。李秀成原本计划亲自率军救援，但得知清军主力已经抵达后，立即改变计划，转而攻打防守薄弱的南昌，迫使清军分兵。这种灵活的战术调整，不仅缓解了安庆的压力，还为太平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

李秀成的这种应变能力，也体现在他对新加入将领的管理上。他没有强行改变这些将领原有的作战方式，而是在保留其特点的基础上，逐步引导他们适应新的指挥体系。例如，对于习惯了游击战的汪海洋，李秀成并没有强制他改变作战方式，而是将其编入骑兵部队，发挥其机动性强的优势。

与李秀成相比，陈玉成在应变能力方面略显不足。他倾向于按照既定计划行事，对突发情况的处理能力稍弱。例如，在1862年的全椒战役中，陈玉成因为没有及时调整战术，错失了歼灭清军的良机。

李秀成的军事才能还体现在他的后勤管理能力上。他深知"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"的道理，在军需物资的调配上颇有建树。例如，在接纳北上将领后，李秀成立即组织了一支专门的后勤队伍，负责解决新增兵力的粮草问题。他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军需调配系统，确保前线部队能够得到及时的补给。

这种高效的后勤管理，不仅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，也赢得了新加入将领的信任。例如，吉庆元在加入李秀成的军队后，曾多次称赞李秀成的后勤管理水平，认为这是他选择李秀成而非陈玉成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相比之下，陈玉成在后勤管理方面的表现略显不足。他更多地关注前线作战，对后勤补给的重视程度不够。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取得一些战果，但长期来看，却影响了军队的持续作战能力。

个人恩怨之争:陈玉成与北上将领的矛盾

在太平天国的历史长河中，个人恩怨往往成为影响军事决策和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。陈玉成与北上将领之间的矛盾，就是这种个人恩怨在军事领域中的典型体现。这种矛盾不仅影响了北上将领的去向选择，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太平天国的军事格局。

陈玉成与北上将领的矛盾，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初期。当时，陈玉成作为洪秀全的亲信，在军中地位迅速上升。他的快速晋升引起了一些老将领的不满，其中就包括后来北上的一些将领。

例如，童容海就曾公开质疑陈玉成的能力。据记载，在一次军事会议上，童容海曾讥讽陈玉成"不过是个乡下小子，何德何能统领大军"。这种言论虽然被洪秀全严厉斥责，但却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陈玉成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，但这种对他能力的质疑无疑在他心中种下了怨恨的种子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陈玉成与北上将领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。在多次军事行动中，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。例如，在1856年的武汉之战中，陈玉成主张速战速决，而童容海等人则主张稳扎稳打。最终，陈玉成的意见得到了洪秀全的支持，但战斗的结果却并不理想。这次失败不仅加深了双方的矛盾，也让北上将领对陈玉成的军事才能产生了更多质疑。

陈玉成与北上将领的矛盾，还体现在对待俘虏的态度上。陈玉成主张对俘虏采取严厉政策，认为这样可以震慑敌人。而北上将领中的一些人，如谭体元，则主张宽严并济，认为过于严厉会激化矛盾。在一次处理俘虏的问题上，陈玉成坚持要处决所有投降的清军官兵，而谭体元则力主释放。最终，虽然洪秀全采纳了谭体元的建议，但这次争执却让陈玉成对谭体元产生了深深的不满。

陈玉成与北上将领的矛盾，还体现在对待地方势力的态度上。陈玉成主张对地方势力采取强硬政策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太平天国的统治。而一些北上将领，如朱衣点，则主张采取怀柔政策，认为应该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。在一次对待江西地方势力的行动中，陈玉成强行征收粮饷，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。朱衣点对此提出批评，认为这种做法会损害太平天国的形象。这次争执虽然没有公开化，但却加深了陈玉成对朱衣点的不满。

陈玉成与北上将领的矛盾，还体现在对待外国势力的态度上。陈玉成主张对外国势力采取强硬态度，认为不应该向外国人妥协。而一些北上将领，如吉庆元，则主张采取灵活策略，认为应该争取外国势力的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。在一次与外国商人的谈判中，陈玉成坚持要求对方支付高额税收，而吉庆元则建议适当降低要求以维持贸易。这次分歧虽然最终以妥协告终，但却让陈玉成对吉庆元产生了不信任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陈玉成与北上将领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，最终导致双方难以合作。在石达开北上之前，这些将领就已经对陈玉成心存芥蒂。当他们面临选择时，自然倾向于选择与陈玉成没有矛盾的李秀成。

例如，汪海洋在加入李秀成的军队时，就曾公开表示："陈玉成虽然勇猛，但心胸狭窄，难以驾驭大军。相比之下，李秀成宽厚仁慈，更适合做我们的统帅。"这种言论不仅反映了北上将领对陈玉成的不满，也说明了他们选择李秀成的原因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陈玉成与北上将领的矛盾，不仅影响了这些将领的去向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布局。由于失去了这些经验丰富的将领，陈玉成的军队在后期的作战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。特别是在水战方面，由于缺乏像童容海这样的水战专家，陈玉成的军队在长江流域的战斗中屡屡受挫。

同时，这种矛盾也影响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团结。北上将领的集体"倒戈"，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，为后来的内部冲突埋下了伏笔。

历史影响:北上将领的选择对太平天国的影响

北上将领选择加入李秀成阵营的决定，对太平天国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一选择不仅改变了太平天国的军事格局，也对其政治结构和内部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从军事、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选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。

在军事方面，北上将领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李秀成军队的战斗力。这些将领大多经验丰富，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独特的专长。例如，童容海在水战方面的才能为李秀成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优势。在1862年的镇江之战中，童容海指挥的水师成功阻击了清军的进攻，为李秀成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同样，朱衣点在情报搜集方面的专长也为李秀成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持。在1863年的苏州之战中，正是由于朱衣点提供的精确情报，李秀成才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。

然而，北上将领的加入也给李秀成带来了一些挑战。这些将领各有特点，如何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。例如，在1862年的安庆保卫战中，谭体元和吉庆元就指挥权问题发生了争执，差点影响了整个战役的进行。李秀成不得不亲自出面调解，才平息了这场争端。

与此同时，陈玉成失去这些经验丰富的将领后，其军事实力受到了严重削弱。特别是在水战方面，由于缺乏像童容海这样的水战专家，陈玉成的军队在长江流域的战斗中屡屡受挫。例如，在1863年的武昌之战中，陈玉成的军队就因为缺乏水上作战经验而遭受了重大损失。

在政治方面，北上将领的选择加深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。李秀成和陈玉成之间的矛盾本就存在，北上将领的选择无疑加剧了这种矛盾。这种分裂不仅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决策，也影响了其政治走向。例如，在1864年的天京保卫战中，李秀成和陈玉成就战略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。李秀成主张撤离天京，保存实力，而陈玉成则坚持死守。这种分歧最终导致太平天国的失败。

同时，北上将领的加入也改变了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内部的地位。这些将领的支持增强了李秀成的政治影响力，使他在与洪秀全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。例如，在1863年的一次重要会议上，李秀成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得到了北上将领的一致支持，这极大地增强了他在洪秀全面前的话语权。

在社会方面，北上将领的选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些将领大多来自北方，他们的加入为李秀成带来了新的社会资源和地方关系网络。例如，汪海洋在加入李秀成后，利用自己在山东的人脉关系，成功地在当地发展了一批支持者，为太平天国在北方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

同时，这些北方将领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思想。他们中的一些人，如朱衣点，对儒家文化有较深的理解，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太平天国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。在1863年，李秀成在朱衣点的建议下，对太平天国的一些极端政策进行了调整，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太平天国与地方士绅之间的矛盾。

然而，北上将领的加入也带来了一些问题。这些将领大多出身低微，他们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一些老将领的不满。例如，在1862年，就有老将领公开质疑李秀成重用北上将领的做法，认为这会影响军中的稳定。李秀成不得不召开军事会议，重申用人唯才的原则，才平息了这场争议。

此外，北上将领的加入也改变了太平天国的社会结构。这些将领大多来自底层，他们的崛起为更多的底层民众提供了上升的机会。例如，在1863年，李秀成就在北上将领的建议下，推行了一项提拔基层军官的政策，这极大地激发了基层士兵的积极性。

总的来说，北上将领选择加入李秀成阵营的决定，对太平天国的军事、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一选择不仅改变了太平天国的军事格局，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内部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。然而，这种影响是复杂的，既带来了机遇，也带来了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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